七 可怜农工有家难回来投宿 反被警察无中
忙了一天，好容易上床歇了，楼层服务员又来叫我。我只好披上外衣，走出房间，原来是一楼吧台管理员找我。
5个中国农民打扮的人围在吧台前。管理员笑着说：“列娜，对不起，影响你休息了，因为这几个人不懂俄语，请您帮助填一下住宿登记表。”
他们衣帽不整，有的背个小兜，还有拎方便袋的，非常疲惫不堪，好像刚刚经过长途跋涉。还没等我搭话，他们就把我围上了。
一个较年长的人说：“大姐，帮个忙吧，我们要在这住下。”
我说：“看样子，你们好像不是从中国来的？”
一个小伙子抢着说：“对，我们是从工地跑出来的。”
有人批评他说：“快嘴，你别说废话，咱们先住下，再和大姐慢慢唠。”
几个可怜的人交完了宿费几乎就没钱了。进了房间，他们一肚子的话再也憋不住了，就你一言他一语地开了腔。有的边说边骂，有的恨不得打谁一顿才解恨，原来他们是来劳务的农民工。我听不懂他们说的做工之处，只知道他们家住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。他们说自己来上当了，出国前招工头尽说好听的。什么伙食怎么好，顿顿饭不吃鱼就吃肉，喝啤酒吃面包。可是他们现在连饭都吃不饱，啥菜也没有净吃土豆子。开始还吃点大土豆，现在光吃小土豆了，吃得胃直冒酸水。有的还说在家时身体挺好，现在造得精瘦，连活儿都干不动了。招工头曾经答应他们，每年每人给20000元钱，每月先给1000元，剩下的年末一起给。可是他们已经来半年了，一分钱没见着。他们为了发财，把家里的活儿都交给了妻子，有的还把地包给了外人。结果自己出来是干遭罪不挣钱，家里的活儿还没人干，不如回家算了。于是，趁老板不注意，他们就跑出来了。
他们的遭遇引起了我的同情。我说：“老板对你们不好，你们为什么不提意见呢？就这么走出来岂不是白干了？”
有的说：：“提意见白搭，还要遭到打击报复，让你干脏活累活。”
还有的说：“谁敢提呀，人家手下有人，看谁不顺眼就整你。万一让人整死把尸首扔了，那就更惨了。”
我劝他们说：“你们别想得那么可怕，他不敢把你们咋地。既然他能把你们领出来，就必须把你们带回去。”
年长的说：“就是白干我们也认了，我们就是不想给他干了，没奔头。”
我说：“可是你们连路费都没有，咋回家？”
他们说：“靠铁脚板往回走呗，路上饿了就要饭吃。我们已经出来五天了，沿着火车道一直往前走，乌兰乌德就是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”
这些可悲可爱的农民兄弟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就是没忘掉中国人的骨气。我赞扬他们说：“你们真是好样的！如果你们早出生60年，肯定会去爬雪上过草地，成为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出来的老红军。”
有的说：“参加红军长征累死也值得，总比在这受气强。”
我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们想从北国俄罗斯走回中国长春，也是太稀奇、太离谱了。你们知道吗？俄罗斯地域辽阔，人烟稀少，你们可能遇到几天走不出去的荒野，看不见一户人家，那可真是要饭都找不着门哪，只能喝西北风了。困倦时上哪睡觉去？没人给你准备床和被，只能盖着蓝天铺着地了。”
又一个人说：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们不管那么多，到哪河脱哪鞋吧。”
我又说：“你们此行，好比唐僧西天取经，要有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精神。即使这样，也不能冒这个险，因为你们没有孙悟空保驾。”
快嘴早就不耐烦了，他说：“我们早就想好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们是回家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！”
楼层服务员推开门说：“列娜，一楼管理员请你下去一趟。”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我听从调谴走下楼去。
登记处站着一个40来岁的中国男人，尖头上略有些秃顶，突出的额头像秃顶一样闪着光亮，八字眉下的两只眼睛东张西望，似乎想发现点什么。
管理员问：“列娜，这个人是谁？他想做什么？”
他告诉我，他是中国劳务队领工的，正在寻找几个走失的工人。原来他就是那个工头，我想看他肚里装些什么鬼点子，就说：“几个苦力，走就走了，找他们干啥？”
他说：“大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人家的活儿是有期限的，一下子少了5个人干活会延误工期，我们要包赔损失的。”
我说：“包赔点没啥，反正走失那几个工人也不要工钱了。”
他更急了，忙说：“那也不行啊，我把人家领出来了，万一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回去怎么向他们家人交待。”
他急得边说边拍着头，这时他好像突然明白了，就眼巴巴地望着我说：“大姐，你见过他们吧？如果你知道他们在哪儿，赶快告诉我，我找他们好几天了，都快急出病来了。”
对那几个弹尽粮绝的弟兄们来说，工头来的还真是时候。我对他说：“我可以领你去见他们，但是他们回不回去可看你的了。”
他高兴地说：“你真看见他们了，太好了！快告诉我他们在哪里，我会让他们回去的。”
“凡事心诚则灵，想让他们回去，你可得心诚啊，跟我来吧。”于是，我把工头送进了农民工的房间。
已经11点多了，我拖着疲惫的身子爬上了床。
第二天晚上，我刚走进旅店，就看见3个农工守候在一楼大厅里。快嘴看见我就说：“大姐，你可回来了，我们等你半天了。”
我说：“你们没走哇？”
他说：“没有。”
我说：“我以为你们跟工头回去了呢。”
年长的说：“回去可以，他得答应我们的条件。”
快嘴说：“工头给我们交了宿费，又留点饭钱，我们等着谈判呢。”
这时，年龄大的皱着眉头说：“大姐，出事儿了。”
我忙问：“出啥事儿了？”
他说：“我们有两个小子让警察抓去了。”
我问：“为啥呀？”
他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快嘴说：“我们几个寻思出去逛逛，刚走到市场门口，就遇见两个警察，挨个查我们的护照。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说些啥，完事儿就把老黑和三胖子带走了。”
我想，警察肯定把他们关在市场警察所了，就放下东西，奔警察所走去。不出我所料，老黑和三胖子正在铁笼里，手把着铁栏杆往外看呢。看见我过去，老黑就说：“大姐，警察把我们送进监狱，我们冤哪，快救我们出去！”三胖子说：“我们还得回家呢，可不能死在这儿！”
看他们焦急的样子，我知道他们肯定是第一次蹲铁笼子。就安慰他们说：“不用怕，没事儿，我会救你们出去的。”我找到值班警察问：“为什么关押他们？”
他习惯地回答：“他们的护照有问题。”
我问：“什么问题？”
“落地签不是乌兰乌德的。”
“这就对了，因为他们的工作地不在乌兰乌德。”
“而他们为什么住在金麦穗旅店？”
“因为他们回国路过乌兰乌德，才来金麦穗旅店投宿的。”
“路过也要打落地签。”他显然是在撒谎。
“是吗？有了新规定，我们还不知道呢。可是他们今天下午刚到，明天又走了，也来不及打落地签哪，求你放了他们吧。”
“不行！”
“既然如此，他们共有5个人，为什么只抓来两个？”
“这不关你的事。”
“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他们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
“可是我说了不算，我只管看护。”
“你们领导在哪？我要找你们领导。”我离开铁笼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向警察办公室走去。
“肃静！为什么要大声说话？”又走过一位警察。
“因为我很生气。”
“我们警察是不管生气的。”
“我是和你们生气。”
“和我们生气？”
“是的，我在生你们的气。”于是，我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，并要求他们放人。
他又看看我说：“我需要调查。”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出来了，后边跟着老黑和三胖子，我很高兴，以为他们被放出来了。却见老黑和三胖子直向我摇头，我正在纳闷，警察把拳头摊开，亮出两枚银戒指给我看。我不明其意，警察告诉我这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，是他们偷的。
“偷的，这怎么可能？”我望着老黑和三胖子，他们告诉我是买的，我明白了这两枚银戒指的来历。就对警察说：“他们并没犯法，你们为什么要搜身？这是侵犯人权，你说这东西是偷的，有证据吗？”
我的提问，他避而不答，反而指着两枚银戒指说：“这就是证据。”
我说：“不！这不是证据，这只能说明他们有这个东西。”
他反问我说：“这是我们国家的东西，怎么会在他们手里？”
我反问他道：“你不觉得这话没有道理吗？”我伸出自己戴着红金宝石戒指的手说：“这也是你们国家的戒指，你敢说我是偷的吗？请问，乌兰乌德多数人都穿着中国服装，按你的逻辑，这该如何解释呢？”
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脸红一阵白一阵的。我想缓解尴尬的局面，就说：“事情很简单，你只要问一下这两枚戒指是从哪儿来的，问题就明白了。”
他好像在汪洋大海中争扎求生一下子抓住了救生圈，就顺水推舟地说：“你问。”
老黑和三胖子告诉我说，是酒鬼去他们宿舍卖的，他们看便宜就买下了。其实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，我如实地翻译给警察听，他说明白了，只是没有放人的意思。而且，他们还要再去旅店复查那几个农工。
几个农工的护照又被两个警察检查了一遍，没找到可疑之处。他们并不甘心，又让农工把衣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。掏出的东西少得可怜，只有半盒香烟，一些小面值卢布和一个小本子。警察问：“还有吗？”几个农工齐声答道：“没有了。”我担心他们会被搜身，生怕工头给的饭费被翻出来，有人告诉我说那钱放在床底下了，没事。
这时，一个警察拿起那个小本子问：“这是谁的？”一个年轻人用手拍拍自己的前胸，意思是他的。
警察又问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年轻人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我看上面写着“上岗培训证书”，就安慰他说：“不要怕，这个啥病不犯。”又对警察说：“这是中国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”
“而为什么要带到乌兰乌德来？”
“因为原来就放在衣兜里了，出国时忘了掏出去，不是故意带来的。”我边说边瞪他一眼，真恨他这股子鸡蛋里挑骨头的劲儿，要不是还有两个人在铁笼里关押着，我真不想理他了。警察好像没什么说的了，就告诉我跟他走，我和年长的跟着警察回到市场警察所。
两个警察已经商量好了，告诉我放人可以，但要交500卢布罚款。我早就看出他们的动机，几个农工根本就没什么错误，为什么一定要罚钱呢？
我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知道的，几个农工真的没有钱，希望你们考虑他们的难处，免予罚款吧。”
一个警察说：“不行，不交罚款就不能放人。”
我说：“如果非罚款不可，只好让他俩在这儿呆着了。最好把那3个人一起关起来，还省了宿费。”说完，我头也不回，转身就往外走。
“中国女人，你别走！”听见他们的喊声，我转过身来，故意沉着脸不吱声。
走过一个警察伸出两个手指说：“200卢布，200行了吧？”
年长的农工也看明白了，他说：“大姐，认了吧，在人家国家，哪能由着咱们。”
他们都没带钱，我只好先垫上。为了说明农工没有钱，我故意对两个警察说：“200卢布虽然不多，但也得我给拿。就算是我送给你们的辛苦费，你们辛苦了。”
老黑和三胖子出来了，三胖子摸摸自己的后脑勺说：“吓得我冒了一脑袋冷汗，谢谢郑姐。回国后，你要想养鹿找我们去，我们都会养鹿。”“好，我会去的。”我们几个人回到旅店时，那两个农工已准备好了晚饭，还带了我的份儿，我们都饿了，就一起吃上了。
第二天晚上，服务员把一个折叠的纸条送给我。我打开一看，纸条上写着：大姐，工头和我们谈判一上午，答应了我们的条件，我们跟他回工地了。谢谢您，中国见！
署名是：三胖子、老黑和弟兄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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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较年长的人说：“大姐，帮个忙吧，我们要在这住下。”
我说：“看样子，你们好像不是从中国来的？”
一个小伙子抢着说：“对，我们是从工地跑出来的。”
有人批评他说：“快嘴，你别说废话，咱们先住下，再和大姐慢慢唠。”
几个可怜的人交完了宿费几乎就没钱了。进了房间，他们一肚子的话再也憋不住了，就你一言他一语地开了腔。有的边说边骂，有的恨不得打谁一顿才解恨，原来他们是来劳务的农民工。我听不懂他们说的做工之处，只知道他们家住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。他们说自己来上当了，出国前招工头尽说好听的。什么伙食怎么好，顿顿饭不吃鱼就吃肉，喝啤酒吃面包。可是他们现在连饭都吃不饱，啥菜也没有净吃土豆子。开始还吃点大土豆，现在光吃小土豆了，吃得胃直冒酸水。有的还说在家时身体挺好，现在造得精瘦，连活儿都干不动了。招工头曾经答应他们，每年每人给20000元钱，每月先给1000元，剩下的年末一起给。可是他们已经来半年了，一分钱没见着。他们为了发财，把家里的活儿都交给了妻子，有的还把地包给了外人。结果自己出来是干遭罪不挣钱，家里的活儿还没人干，不如回家算了。于是，趁老板不注意，他们就跑出来了。
他们的遭遇引起了我的同情。我说：“老板对你们不好，你们为什么不提意见呢？就这么走出来岂不是白干了？”
有的说：：“提意见白搭，还要遭到打击报复，让你干脏活累活。”
还有的说：“谁敢提呀，人家手下有人，看谁不顺眼就整你。万一让人整死把尸首扔了，那就更惨了。”
我劝他们说：“你们别想得那么可怕，他不敢把你们咋地。既然他能把你们领出来，就必须把你们带回去。”
年长的说：“就是白干我们也认了，我们就是不想给他干了，没奔头。”
我说：“可是你们连路费都没有，咋回家？”
他们说：“靠铁脚板往回走呗，路上饿了就要饭吃。我们已经出来五天了，沿着火车道一直往前走，乌兰乌德就是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”
这些可悲可爱的农民兄弟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就是没忘掉中国人的骨气。我赞扬他们说：“你们真是好样的！如果你们早出生60年，肯定会去爬雪上过草地，成为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出来的老红军。”
有的说：“参加红军长征累死也值得，总比在这受气强。”
我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们想从北国俄罗斯走回中国长春，也是太稀奇、太离谱了。你们知道吗？俄罗斯地域辽阔，人烟稀少，你们可能遇到几天走不出去的荒野，看不见一户人家，那可真是要饭都找不着门哪，只能喝西北风了。困倦时上哪睡觉去？没人给你准备床和被，只能盖着蓝天铺着地了。”
又一个人说：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们不管那么多，到哪河脱哪鞋吧。”
我又说：“你们此行，好比唐僧西天取经，要有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精神。即使这样，也不能冒这个险，因为你们没有孙悟空保驾。”
快嘴早就不耐烦了，他说：“我们早就想好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们是回家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！”
楼层服务员推开门说：“列娜，一楼管理员请你下去一趟。”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我听从调谴走下楼去。
登记处站着一个40来岁的中国男人，尖头上略有些秃顶，突出的额头像秃顶一样闪着光亮，八字眉下的两只眼睛东张西望，似乎想发现点什么。
管理员问：“列娜，这个人是谁？他想做什么？”
他告诉我，他是中国劳务队领工的，正在寻找几个走失的工人。原来他就是那个工头，我想看他肚里装些什么鬼点子，就说：“几个苦力，走就走了，找他们干啥？”
他说：“大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人家的活儿是有期限的，一下子少了5个人干活会延误工期，我们要包赔损失的。”
我说：“包赔点没啥，反正走失那几个工人也不要工钱了。”
他更急了，忙说：“那也不行啊，我把人家领出来了，万一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回去怎么向他们家人交待。”
他急得边说边拍着头，这时他好像突然明白了，就眼巴巴地望着我说：“大姐，你见过他们吧？如果你知道他们在哪儿，赶快告诉我，我找他们好几天了，都快急出病来了。”
对那几个弹尽粮绝的弟兄们来说，工头来的还真是时候。我对他说：“我可以领你去见他们，但是他们回不回去可看你的了。”
他高兴地说：“你真看见他们了，太好了！快告诉我他们在哪里，我会让他们回去的。”
“凡事心诚则灵，想让他们回去，你可得心诚啊，跟我来吧。”于是，我把工头送进了农民工的房间。
已经11点多了，我拖着疲惫的身子爬上了床。
第二天晚上，我刚走进旅店，就看见3个农工守候在一楼大厅里。快嘴看见我就说：“大姐，你可回来了，我们等你半天了。”
我说：“你们没走哇？”
他说：“没有。”
我说：“我以为你们跟工头回去了呢。”
年长的说：“回去可以，他得答应我们的条件。”
快嘴说：“工头给我们交了宿费，又留点饭钱，我们等着谈判呢。”
这时，年龄大的皱着眉头说：“大姐，出事儿了。”
我忙问：“出啥事儿了？”
他说：“我们有两个小子让警察抓去了。”
我问：“为啥呀？”
他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快嘴说：“我们几个寻思出去逛逛，刚走到市场门口，就遇见两个警察，挨个查我们的护照。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说些啥，完事儿就把老黑和三胖子带走了。”
我想，警察肯定把他们关在市场警察所了，就放下东西，奔警察所走去。不出我所料，老黑和三胖子正在铁笼里，手把着铁栏杆往外看呢。看见我过去，老黑就说：“大姐，警察把我们送进监狱，我们冤哪，快救我们出去！”三胖子说：“我们还得回家呢，可不能死在这儿！”
看他们焦急的样子，我知道他们肯定是第一次蹲铁笼子。就安慰他们说：“不用怕，没事儿，我会救你们出去的。”我找到值班警察问：“为什么关押他们？”
他习惯地回答：“他们的护照有问题。”
我问：“什么问题？”
“落地签不是乌兰乌德的。”
“这就对了，因为他们的工作地不在乌兰乌德。”
“而他们为什么住在金麦穗旅店？”
“因为他们回国路过乌兰乌德，才来金麦穗旅店投宿的。”
“路过也要打落地签。”他显然是在撒谎。
“是吗？有了新规定，我们还不知道呢。可是他们今天下午刚到，明天又走了，也来不及打落地签哪，求你放了他们吧。”
“不行！”
“既然如此，他们共有5个人，为什么只抓来两个？”
“这不关你的事。”
“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他们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
“可是我说了不算，我只管看护。”
“你们领导在哪？我要找你们领导。”我离开铁笼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向警察办公室走去。
“肃静！为什么要大声说话？”又走过一位警察。
“因为我很生气。”
“我们警察是不管生气的。”
“我是和你们生气。”
“和我们生气？”
“是的，我在生你们的气。”于是，我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，并要求他们放人。
他又看看我说：“我需要调查。”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出来了，后边跟着老黑和三胖子，我很高兴，以为他们被放出来了。却见老黑和三胖子直向我摇头，我正在纳闷，警察把拳头摊开，亮出两枚银戒指给我看。我不明其意，警察告诉我这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，是他们偷的。
“偷的，这怎么可能？”我望着老黑和三胖子，他们告诉我是买的，我明白了这两枚银戒指的来历。就对警察说：“他们并没犯法，你们为什么要搜身？这是侵犯人权，你说这东西是偷的，有证据吗？”
我的提问，他避而不答，反而指着两枚银戒指说：“这就是证据。”
我说：“不！这不是证据，这只能说明他们有这个东西。”
他反问我说：“这是我们国家的东西，怎么会在他们手里？”
我反问他道：“你不觉得这话没有道理吗？”我伸出自己戴着红金宝石戒指的手说：“这也是你们国家的戒指，你敢说我是偷的吗？请问，乌兰乌德多数人都穿着中国服装，按你的逻辑，这该如何解释呢？”
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脸红一阵白一阵的。我想缓解尴尬的局面，就说：“事情很简单，你只要问一下这两枚戒指是从哪儿来的，问题就明白了。”
他好像在汪洋大海中争扎求生一下子抓住了救生圈，就顺水推舟地说：“你问。”
老黑和三胖子告诉我说，是酒鬼去他们宿舍卖的，他们看便宜就买下了。其实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，我如实地翻译给警察听，他说明白了，只是没有放人的意思。而且，他们还要再去旅店复查那几个农工。
几个农工的护照又被两个警察检查了一遍，没找到可疑之处。他们并不甘心，又让农工把衣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。掏出的东西少得可怜，只有半盒香烟，一些小面值卢布和一个小本子。警察问：“还有吗？”几个农工齐声答道：“没有了。”我担心他们会被搜身，生怕工头给的饭费被翻出来，有人告诉我说那钱放在床底下了，没事。
这时，一个警察拿起那个小本子问：“这是谁的？”一个年轻人用手拍拍自己的前胸，意思是他的。
警察又问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年轻人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我看上面写着“上岗培训证书”，就安慰他说：“不要怕，这个啥病不犯。”又对警察说：“这是中国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”
“而为什么要带到乌兰乌德来？”
“因为原来就放在衣兜里了，出国时忘了掏出去，不是故意带来的。”我边说边瞪他一眼，真恨他这股子鸡蛋里挑骨头的劲儿，要不是还有两个人在铁笼里关押着，我真不想理他了。警察好像没什么说的了，就告诉我跟他走，我和年长的跟着警察回到市场警察所。
两个警察已经商量好了，告诉我放人可以，但要交500卢布罚款。我早就看出他们的动机，几个农工根本就没什么错误，为什么一定要罚钱呢？
我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知道的，几个农工真的没有钱，希望你们考虑他们的难处，免予罚款吧。”
一个警察说：“不行，不交罚款就不能放人。”
我说：“如果非罚款不可，只好让他俩在这儿呆着了。最好把那3个人一起关起来，还省了宿费。”说完，我头也不回，转身就往外走。
“中国女人，你别走！”听见他们的喊声，我转过身来，故意沉着脸不吱声。
走过一个警察伸出两个手指说：“200卢布，200行了吧？”
年长的农工也看明白了，他说：“大姐，认了吧，在人家国家，哪能由着咱们。”
他们都没带钱，我只好先垫上。为了说明农工没有钱，我故意对两个警察说：“200卢布虽然不多，但也得我给拿。就算是我送给你们的辛苦费，你们辛苦了。”
老黑和三胖子出来了，三胖子摸摸自己的后脑勺说：“吓得我冒了一脑袋冷汗，谢谢郑姐。回国后，你要想养鹿找我们去，我们都会养鹿。”“好，我会去的。”我们几个人回到旅店时，那两个农工已准备好了晚饭，还带了我的份儿，我们都饿了，就一起吃上了。
第二天晚上，服务员把一个折叠的纸条送给我。我打开一看，纸条上写着：大姐，工头和我们谈判一上午，答应了我们的条件，我们跟他回工地了。谢谢您，中国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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